当北京和平解放的前夕，当毛泽东运筹帷幄击败老蒋即将升起第二轮红日之时，中国的老百姓在做些什么？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蓄势而发，还是“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欢欣鼓舞？而陈寅恪却坐上了胡适的专机，寂寞而又无奈地离开了清华园，一个大师与萦绕着无数梦幻的学堂分离时如泣如诉的情感，或许只有在他的回眸一瞥中方能回味。
但梁思成没有走，他正与他那美丽的妻子一起为保护千年古国浩如烟海的文明古迹而努力着，正如当年他在二战中为挽救大和民族的文物所付出的一样。可惜事实证明，他能拯救它们一时，却不能拯救它们一世。钟鼓楼拆掉了，牌坊拆掉了，于是北京城也就成了现在的样子。身为世界一流的建筑大师，却连自己祖国的艺术精华都保护不了，他只能自叹生不逢时，又不逢地，更不逢其人。
专机到了广州，柔肠百转的陈寅恪终于把心放在了岭南。应校长陈序经的邀请，出任中山大学教授。目中无人的数学奇才梁宗岱平生唯一心折的两个人开始了他们后半生传奇般的合作。几乎在同时，新中国成立了，人民站起来了。老舍、梁思成、郭沫若，还有陈垣，这个与陈寅恪并称“南北二陈”的大学者，他们相继进入了政府或政协，参政议政，忙得不亦乐乎。前辈学人的创造力和研究力似乎也就到此为止了。
陈寅恪是个例外，他的内心依然平静，依然空灵，依然保持着一个学者的质朴与单纯。傲对着周恩来这位伟人的拳拳盛情，他的回应是冷冷的三个原则“一不入党，二不参政，三不学习马列主义”，这活脱脱就是走资派的典型。但他这么说了，也就这么做了，以一个文化人的傲骨亲身验证着其对好友王国维的评语：“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
“文艺批评风”几乎是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吹来，高级知识分子一夜间全成了牛鬼蛇神。建筑巨匠梁思成被封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郭沫若写书说自己以前的甲骨文研究一文不值，陈垣则更绝，他开始写反省材料，骂胡适，骂钱穆，骂陈寅恪，也骂自己，急切切地要与一切“反动势力”划清界限，为之得罪所有师友乃至丧失良知和人格也在所不惜。当学术碰上一群已经没有是非之心的学人时，是整个学术的悲哀。
毫无疑问，陈寅恪也受到了这股压力，从三大国宝沦为反动权威，昔日乘机离开北平成了里通外国的铁打事实。中国人对学术的无知对学人的践踏真令人痛心疾首。正如余秋雨所说的，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把绳索重重地一抖，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但就在这样的年代里，《元白诗证史槁》《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相继问世，陈寅恪以其超然于政治之外的风骨与一尘不染的心境为动乱中的中华学术史添上了些许亮色，也许是唯一的亮色。
“陈垣识时务而寅恪重气节”，殆谓是欤？
现在一切都已成过眼云烟，陈寅恪却化作我心中永远也解不开的结。当我有幸站在清华园，抚摸王国维先生纪念碑时，“唯此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意志，必将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不由映入眼帘。或许在写下这篇众口传诵的碑文时，陈先生不仅是在哀叹好友，也是想到了自己吧？正是这种精神才赋予了陈寅恪坚忍不拔的气度，才给予了他以一介羸弱文人对抗整个冷酷现实的勇气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