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开了一夜，停了无数次，终于晚点抵达帝国首都。它慢吞吞地进站，似乎即使不要求旅客把一切都记录在案，也要求他们未雨绸缪，现在就开始填补未来的记忆空白。
还能记得的是，路堤两边有几幢房子、几片住宅区在燃烧。楼上的窗子里只见火光闪耀。再往下看，是黑咕隆咚的街道和树木茂盛的后院。充其量只有几个剪纸般的人影映入眼帘，看不到成群结队的人。火车站里，大家对视野之内的熊熊大火漠不关心。这里熙熙攘攘一切照常：你来我往地拥挤、咒骂，还有突如其来的哄堂大笑声。有人度完假要回前线，有人从前线来要去度假。德意志女青年团的姑娘们向大家分发热饮料，被当兵的摸了一把也只是咯咯咯一笑了事。
是什么如此刺鼻？是屋顶只是微损而已的车站大厅里蒸汽机车哼哧哼哧喷出的烟雾，还是着火的地方飘来的焦味？
行军给养发下来了，包括香烟，连我这个不吸烟的也有份。不过，我的香烟转眼就被瓜分一空。作为交换，有个小伙子给了我一点通常过圣诞节时才有的东西——在可可糖浆中滚过的杏仁马铃薯。集合点、报名处、指挥部……无数指示牌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幸好有两个战地宪兵给我指路——他们胸前挂着带链子的金属身份牌，所以人称“铁链警犬”——警告大家小心。在火车站的售票大厅里，我这个年龄的新兵排着队。等了没多久就有人把一张行军命令塞到我手里：下一站德累斯顿。
现在我看见队伍中的小伙子们谈笑风生。大家心里充满了好奇，好像我们是被恩准去冒险似的，兴高采烈，轻松愉快。我听见自己在朗声大笑，也不知道死亡扑面而来，我以为自己是在梦中。接着，空袭警报把我们赶到了火车站宽敞的地下大厅，这里被用做防空洞。转眼就有各色人等聚集在此：士兵、平民，包括不少孩子，还有躺在担上的伤员。人群中有一帮艺人，其中有不少侏儒，都还穿着戏服，他们是演出到一半时听到空袭警报跑到这儿来的。
外面，高射炮砰砰地开火，远方近处都有炸弹呼啸而下。尽管如此，他们的演出这会儿在地下大厅里继续进行：一个矮人上场玩杂耍，圆锥、圆球、彩环在空中上下飞舞，我们看得目瞪口呆。还有几个侏儒表演杂技，其中有一位身材娇小的女士，她懂得如何风度优雅地扭曲身子把自己打成个结，同时分发飞吻。这帮艺人是巡回演出的战地剧团，领头的矮老头在场上演小丑。他把玻璃杯从空的到装满水的一字排开，用手指抚摩杯壁，神奇地奏出凄美的音乐来，他上了妆的脸上露出微笑。这画面你一辈子也忘不了。
警报一解除，我立刻乘电车来到另一个火车站。去那儿的路上没啥可说。不谈行军干粮中的夹心面包，也没有什么超前的或后续的思想可供解码。我在这儿，在这座战火尚未波及的城市，确切地说是在新城附近，而且是在位于白鹿区的一户豪门的楼上，才知道自己将去哪支部队。给我的第二道行军命令上写得清清楚楚，叫我这个名字的新入伍者将在党卫军的练兵场受训，成为坦克兵。练兵场在遥远的波希米亚森林的某个地方……
我当时是否害怕了？即使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看见这些文字中的两个S还是感到心惊肉跳，当时在征兵办公室里不可能看不见这些，我当时是否同样感到心惊肉跳？
洋葱皮上没有刻上任何可以解读为害怕甚至震惊的痕迹。与其说是害怕，不如说我当时把党卫军视为一支精锐部队。要堵截突破我方战线的敌军，要撕开德米扬斯克等地的包围圈，要重新夺回查尔科夫，都得由党卫军上去冲锋陷阵。军装领子上那两个古日耳曼字母S并不让我感到厌恶。对自以为已是堂堂大丈夫的男孩来说，关键的是加入哪个兵种。即便不能去特别报道中已很少提及的潜艇部队，也要去“耶尔格·封·弗伦茨贝格”装甲师当坦克兵。我在白鹿区指挥部得知，这是一支新建的部队。
我知道弗伦茨贝格是谁，他是农民战争时期施瓦本联盟的首领，人称“雇佣军之父”，以争取自由和解放而闻名。再说，党卫军也不无放眼欧洲的风范：在各个师团里协同作战的志愿兵中有法国人、荷兰人，还有不少挪威人、丹麦人，甚至还有中立的瑞典人，他们都在东部前线参加一场据说要在布尔什维克洪流滚滚而来时拯救欧洲的保卫战。
要找借口的话，唾手可得。然而几十年来，我始终拒绝承认自己和“党卫军”这个词，和那两个S字母有关。战后我心中始终羞愧难当，对少不更事时引以为自豪的事情避而不谈，保持沉默。但是，负担依然还在，谁也无法减轻。
我接受坦克兵的训练，秋去冬来，麻木不仁。虽然在那年秋天和冬天，我没有听说过那些后来才曝光的战争罪行，但是自称当初无知并不能掩盖我的过去——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虽然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