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道临是一首诗，是一首舒伯特和林黛玉合写的诗。
这话是十多年前，朱小鸥为孙道临写一小传，我告诉她，可以这样开头，并说这是我的独得之秘。看来是一句玩笑，确是玩笑，却又是我和道临七八岁时相识，如今却七老八十了，我积累了这么一句对他的既虚且实的总结。道临本人和他的亲友们都说由我来为他的诗文结集写序最合适，确然，我和他是同岁、同窗、同行、同乡……还有多少个同，但如何从这些同中觅出其不同，其与众不同呢？当然，写序和任何诗文一样，首先需要的是率真，但总得多少避开何须多说的私事，又总想笔下甩开执笔者我自己，然极其难甩，何其难也，试命笔。
我最早见到他时，还不叫孙道临，学名孙以亮。是一个很Shy的男孩，不是我好洋，此Shy字最确切，与汉字“羞”谐音且意近，又不尽同，羞字过重，害羞怕羞等更重，或说“腼腆”，他又没那么不大方，或可形容为“静如处子”之类，似又过虚了。Shy就Shy吧。他一向坦直，而不直露。他的性格生就的内省而不外向。据他年轻时成长的轨迹，似应成为一个诗人，或哲学家，却误入剧坛、影坛。据他说是我指定的。是我。对此，我实有一丝歉意，也有一丝得意。
我认识以亮，是我从京师蒙养园（听这名字就够多古老）初小毕业，考入了崇德中学附属高小，小五班。我们都还很小，却自以为很大了，成了很大的朋友了。他——特Shy，特像个小绅士，衣履行为都比我们端正，没我们跟野孩子们学的粗话或粗野的游戏。我特别记得，上“小五”的夏天，我们跟着家里都在西山八大处避暑相遇。（宜附一笔，我们还有一同，有着类似的家庭出身：他父亲是早年留比利时的工程师，我父亲是早年留日的电视工程师。他原籍浙江嘉善，我浙江温州。）某日，我们约好去长安寺，看望在那里避暑的教我们英语的英国长老法克思。老法可真是个洋和尚，黑衫白领，独臂，听说失臂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见过他上课时忽地失神，凭窗垂泪。有同学认为他是想在英国的妈妈，没有说他想老婆，看来都耽误了。我们趋前，欲慰无辞。法克斯老师背着身，轻挥独臂，要我们离去，不要管他，我们也只好留下他一个人在教室里流泪。我想这一切影响我们，虽未信仰什么教却一贯尊重钟声，那钟声总是祈祷人世间和平、幸福、美好的。
小学毕业，我随父亲的工作调动，离别了北京，告别了孙以亮。握手如仪，像个小绅士的样子。我在青岛上到初中三，父亲病故，我又随母亲北返。作为老学生，被说情回到崇德，半途插班初三，孙以亮在焉。还有比我们大一两岁的伙伴大扁桃（学名陶声垂，参加革命改名娄平）在焉。又多了一个比他再大一两岁的伙伴朱迈先，朱自清的长子。朱迈先是那样的成熟，忧郁，有学问。大概是一个人学问多了就忧郁了。我渐渐感到以亮也挺忧郁的了，连我这比较满不在乎的也不免忧郁起来了。其实，今日回顾，在我们长大的日子里，精神上不断经受“九一八”、“一二八”、“一二九”、“一二一”等等大事件的撞击，作为原想有所作为的少年、青年，怎能不浸染了那个时代的忧郁，忧伤，忧愤？！ 及到“文革”中造反派来调查，不，审讯我和大扁桃（时南开大学“黑”副校长）的关系。我如实回忆：还是在崇德高小毕业时，“九一八”后第二天，他来我家，我们非常悲愤，我们谈起抗日的问题，还没谈起党……造反派勃然：怎么没谈起党？好像我们那时候就否认党的领导。我很想顶回去，一气说不上话来。回去一想，那时我还不满十岁，能谈起抗日，也就够意思了吧？
又隔三载，这初三的又一年相处，加深了我和以亮他们的友谊。初中毕业，我又回到母亲身旁，考上天津南开高中，又一次和以亮分手了。这一分手啊，这一时代的忧郁与振奋啊，“一二九”啊，“七七”事变啊，……后来才知道，那些童年伙伴，有的远走内地、解放区，有的留京从事地下抗日活动……
少年时可真像是一年当十年过，日子挺长。（如今垂垂老矣，却感到日子挺短，连受罪的“文革”都挺匆匆。）和以亮一别三载，1938年秋，我进了燕京大学，又见孙以亮在焉。时北平沦陷于日军，教会的燕京大学有如美国租界。开学不久，大扁桃跑到天津，在英租界我家躲了几天，后转入冀东解放区打游击去了。这是在我天津家里接待了扁桃兄的我妹妹黄宗英告诉我的，那时她才是一个13岁的小姑娘。同时，孙以亮在京被捕，出狱，剃了个光头。这在当时燕京，也还是不平常的常事。一切均在不言中，消溶于默契。他却显得更加忧郁了，选念了哲学系，不时也写些朦胧诗。这集子里有一些，像是恋诗，他却从来不谈恋爱。一直到四十岁上下，我给他介绍了林黛玉——不，王文娟，这才情种晚成。我在大学时代却乱弹琴，乱仿少年维特之类，十分出格，出戏。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校长司徒雷登，说我非走、非离校不可，因为我有抗日问题。这也可说是实话，我出走并非我有抗日行动，而是产生了自卑自责，立志去追求抗日的冲动。从此，别了司徒雷登，也别了孙以亮，去了时称孤岛的上海，参加了抗日的演剧团体，既演剧又抗日，一时如己所愿了。
回首燕园，在此必须着重一提的是，对我们尤其对我，比读书、恋爱更重要的是演剧。我来自特有戏剧传统，出现过张彭春、周恩来、曹禺诸中国话剧先驱的南开中学。我和同来燕京的南开同学们便忙活着组织剧社，准备演出曹禺的经典著作《雷雨》。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孙以亮。我们都年方二九，不折不扣的小生。我就在剧社的骨干中说：他如愿演周萍，我就演周冲；他想演周冲，我就演周萍。我们立时把以亮喊来，在宿舍念剧本一试。结果是或高或低八度，调不成调，声不成声，也难为人家未来的哲学家了。我们还留下他，委以剧务和场记的要职，他做什么事从来都是忠于职守的。但我对这块演员坯子仍不死心，在此后的一年里，他终于作为“第一小生”主演了我改译并导演的《窗外》与《悲怆交响曲》，虽仍不太出戏，却也意境脱俗。演剧也像许多别的行业一样，常是大器晚成，慢工出细活的。
我去了上海，投奔了抗日的剧社，投奔了于伶、佐临诸公，参加演出了夏衍的《愁城记》，吴祖光的《正气歌》，曹禺的《蜕变》……1941年暑假，以亮来上海料理家务，时剧艺社正拟上演《正气歌》，角色多，我介绍他给导演吴天，在该剧里“客串”了文天祥的随从吕武，虽只一场戏，在牺牲前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不，“大宋朝万寿无疆”之类，还是很动人的，使吴天念念不忘，同台者石挥诸君不忘。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起，日美交战，燕京封门。孙以亮又和燕京一些师生同被捕。日本人在上海统治了电影，放松话剧，我们又逐渐组织商业剧团。时以亮在北平已被释放。我写信邀他“下海”。他复示难以自由离开北平，并告在北平郊外养羊送奶为生。这些我虽未亲见，但我心里至今有着以亮与羊为伴的形象，但我感到凄楚，感到他像羊一样的善良、无奈、一样的Shy。 年轻时，日子不快，步子却快。我从上海跑到重庆，又跑到海外，再回到北国和以亮他们重聚时已经是1946年夏了。抗战已胜，内战方殷。我们又一同到燕京上第九年大学，以期拿到学士学位。他仍读哲学，我仍读西语。课余仍攻演剧，主次难分。过成都时，燕京前代校长梅贻宝就问过我：“你到底是学校的学生，还是剧团的演员？”我答：“都是。”其实孙以亮也已经是个职业剧人了。我返国再见到他时，他已职业演剧多年，给唐若青当过配对的头牌小生。时唐氏父女已渐没落，甚至染上了阿芙蓉癖。以亮处在他们中间却仍极洒脱，有出污泥而不染的风度。那时他已改用艺名孙道临。是时也，国家又处于大斗争中，又一次学生运动涌起，连续进行了反内战反饥饿反美扶日等大游行。我这好像已经是老头的返校生，也不时与众青年接触，上街打打锣，喊喊口号。以亮则声称返校是为了多读些戏剧和美学，整日关闭窗子苦读，学校剧社找他演戏也婉谢，不参加。当时的地下党员石方禹后来对我说：组织上告诉过我们，不要把这两个老头牵扯太深，他们是自己人。我至今感谢这信任与关怀。
但道临也并没有真正离开戏剧活动。我向道临推荐由他翻译了一出当时在美国挺风头的喜剧《砒霜与缎带》，貌似荒诞实亦现实，写一对小老太太出于“人道”乐于谋杀各色老头。道临改剧名为《疯狂奇谭》，由我导演，黄宗英、于是之等青年演员演出。
我这老童生上了一年第九年大学，积欢成疾，吐血卧床，终于未能念完第十年，未获洋秀才学位。道临则以哲学学士学位终结了他的也够漫长的学涯。随后我们同在北平参加了焦菊隐办的“艺术馆”，演出了我编剧，另一燕京老同学、亡友丁力导演的《大团圆》，描写类似我自己出身的知识分子家庭，抗日战争起，兄弟姐妹分手；胜利后却难团圆，最年轻而有见地的带头再次出走。孙道临演此中的老三，有些洋里洋气酸里酸气，做过美军翻译，有个美国女友砸了锅的青年。有人说像作者自己，却也未必。也可说所有剧中角色都像。这时剧影界另一地下党员金山远道来看戏，便把我们几乎全部原班人马带到上海，在他开办的清华影片公司做为开门戏拍摄，仍由丁力导演，上映不久遭禁。这是孙道临第一次上银幕。面临解放，郑君里在地下筹拍《乌鸦与麻雀》，找到了方从病床起来的我，要我演剧中上官云珠的丈夫一教员——华先生。我婉谢，推荐了道临。我早就想脱离演员生涯，也是从小就想当一个剧作家而不是演员。倒不是我对演员职业有任何轻视，可说是太重视了。我心目中的演员应是全才，既有金嗓子，又有钢身架；既可儒雅，又可粗犷；既能弹唱，又能弯弓……我太不够格！多年来我所瞩目的演员材料孙某庶几近焉！
作为一个演员，孙道临在解放后的成就是国人有目共睹的。《民主青年进行曲》中的方哲仁，《渡江侦察记》中的侦察连长，《不夜城》中的资本家张伯韩，《革命家庭》中的江梅青烈士，《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又一烈士李侠，《早春二月》中的萧涧秋……“文革”后《李四光》中的李四光，《非常大总统》中的孙中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中的江南棋王……。
我还从略了他参加或编导的《雷雨》、《继母》等等。
不能忽略的是他在译制片《王子复仇记》中配音的哈姆雷特。如果莎士比亚在天有灵并懂中文，亦当首肯孙道临这位东方的“可爱的王子”。（“Sweet Prince”，莎翁语） 看，作为一个演员，好演员，可以活得多过瘾！我不再为孙道临未成为一个诗人或哲学家憾！
我也从不讳言，我一向对孙道临的表演艺术既欣赏又有所不满。似过于含蓄，不够奔放，体验重于表现；较之三、四十年代名演员赵丹、金山、石挥等，孙欠缺一种一触即发甚至不触亦发的“疯劲”。然过犹不及，是表演大忌；他的缺点又是和他的优点相伴随的。
我无意为道临作传，只想为其诗文作序；说明文如其人；要说明我心目中其人，就不得不和盘托出，连我自己也不得不赔进去了。 我不时提到道临的善良和忧郁。多年来，我总感到道临太善良了，乃常在责备自己不够善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或有如古乐府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常在生活中，自常谈笑中，窥测我这一密友，受人敬爱的大演员，得意的“大明星”，内心的难以说清的，与人生人世共存的忧郁。又出我意外，在准备提笔写此文之前，读到《文化老人话人生》一书中他的一文，正摆在演员出身从来有些疯气的黄宗英文《我公然老啦》之前，孙题为《惶悚》，意在对岁月的惶悚，不料笔锋一转，从人间真情挚情写到自己“竟是比十八岁时的我大大地易于激动，因此也可以说是大大地年轻了！这是为什么？……”
真是这样。这些年，每遇道临，我仍常在追索他眉宇间的羞怯与忧郁，却似有若无了。我日前携女带孙，仰卧南戴河沙堆中，忽得戏改辛稼轩句，反其意用之：“少年已识愁滋味，无须登楼，强抑愁。如今却忘愁滋味，仍说不休，仍说不休，又道天爽好个秋？”平仄不协，然深合我意，想亦符道临意。
序文忍痛删了不少，还是这样长，如宋黄庭坚诗云：“长歌可当泣，短生等蜉蝣。”又如明清之际生于忧患的我家宗羲句“长歌当哭”也。
从未写过这样长序，已是结束语了，但不能不再补一笔。有一天，年已三十五，犹是“王老五”的道临忽然来找宗英和我，说自己想结婚了，要我们帮他找一个。我们对这位老大难的老友这方面一直挂心，却爱莫能助，顿时喜出望外。我和宗英立刻骑上自行车，到可能的“关系户”去找，归来时对道临说：都嫁出去了。我那时是送越剧团自军中返沪的，掐指算来，还有王文娟小姐，不，那时必称同志，待字闺中。我不免问这位舒伯特小夜曲的歌手：她跟你情调合适吗？看来是极其合适的，有情人终成比翼。我不免贪天之功，称此姻缘为我作之合。我那句总结是正确的——孙道临是一首诗，是舒伯特与林黛玉合写的。
